专题
桃子酱       2021-04-15    第585期

今天,你笑了吗?

“把人逗笑这门生意,已经到了最好的时代。”确实,人们对笑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,带动了相声、综艺、话剧、电影等多样化的喜剧表演形式的发展。

喜剧行业近期的动静,可以用“打破次元壁”来形容:许知远上了《吐槽大会》,虽说他的发言稿大概率不是他写的(严重怀疑他并不知道谁是张大大),但文化偶像ד粗鄙的大众文化”(脱口秀演员呼兰对本行业的自黑),达成;范志毅在《吐槽大会》上(又是《吐槽大会》!)怼中国男篮“脸都不要了”,体育名宿×脱口秀,达成;丁真在自己的抖音直播间哼唱来自电影《你好,李焕英》的“老妹儿呀,你等会儿”,并与贾玲、张小斐互动,新晋顶流×喜剧演员,达成。

数年前,浙江卫视原总监、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夏陈安就有一个看法:“把人逗笑这门生意,已经到了最好的时代。”确实,人们对笑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,带动了相声、综艺、话剧、电影等多样化的喜剧表演形式的发展,喜剧行业及从业人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——比如,许知远的北大学妹李雪琴。

也因此,有人说,喜剧复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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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意思”和“有意义”

近期喜剧行业还有一件“活久见”的事——久违的陈佩斯再次登上荧屏,成为综艺节目《金牌喜剧班》站C位的导师。

陈佩斯还是那个陈佩斯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阐述了何为喜剧,以及当下喜剧创作存在的问题。

喜剧艺术是笑的艺术,陈佩斯说,“笑”这个行为本身有一定被动性,有一个刻意的目标——为了达到双方人际关系的和谐。因此,“不是喜剧有多重要,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特别重要,所以喜剧的‘笑’很重要。我们经常谈什么样的笑是高级的或者低级的,我觉得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对人群必须有效”。

喜剧的“有意思”和“有意义”并非势不两立。喜剧的第一目的是让观众笑,这就是“有意思”(创作性);但让观众笑又不是绝对目的,要有高度,这就是“有意义”(思想性)。陈佩斯认为,首先要让观众笑出来,“如果你不能让观众笑,那么思想性就更提不上了,高度也是攀不上去的”。同时,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思想性,用“高度”来指导创作的倾向,因为这样一来顺序就颠倒了,而且“有的思想性很强的东西,未必适合舞台的表现、戏剧的表现和艺术的表达”。所以,他的建议是:创作性和思想性一定要统一,千万不要把目的当成方法。

陈佩斯注意到,现在的喜剧创作,不太注重结构,不太注重讲故事,更多的是想着抓包袱和所谓“笑点”——也就是说,迎合并满足观众的娱乐消遣需求。

正如英国学者詹姆斯·萨利所言,“我们当下身处的这个时代即便不是沉闷,至少也算不上是欢乐的时代”,在这个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、一切都处在变动不居的不确定状态的时代,人们普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张、迷茫和孤独,需要用“笑”来完成对现实的消解和逃避。

以喜剧电影为例,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认为,“喜剧自身具备的广泛的适应性,使得其几乎可以成为各种类型电影的万能调料。喜剧元素特别是其中如幽默、戏仿、滑稽等策略所指向现实生活的宣泄、快慰、游戏、讽刺、消遣等功能,也被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所接受”。人们对其他喜剧形式的沉迷,也存在类似的心理机制。所以,有观点认为,喜剧与当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理契机,人们倾向于向喜剧“求乐”。

但是,喜剧要激发的,不应该仅仅是生理层面上的“笑”,还有真正的心灵层面的欢乐。“喜剧主创人员只有发现并在其作品中艺术地展现现实生活荒诞、错位的存在及可能性,才能让观众产生情感的共鸣。”学者滕斌在论文《新世纪以来大陆喜剧电影的美学症候、文化透视及理论省思》中写道。



喜剧的第一轮高潮

1994年,还在上高一的郑猛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。他清楚地记得,那是《我爱我家》的第5集:因为家里装修,由韩影扮演的和平妈到傅家暂住,老太太第二天早起晨练,唱着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,姆们姆们姆们”(姆们,“我们”之意)。这一集还有一个彩蛋:老太太想看《渴望》(韩影主演),和平调了一圈,电视上播的全是《爱你没商量》(宋丹丹主演)。

郑猛从此“入坑”,成为《我爱我家》的铁粉。他赶上的,正是中国喜剧创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轮高潮:1984年,陈佩斯、朱时茂在春晚上表演《吃面条》,标志着“小品”的诞生。此后,陈、朱二人十次登上春晚,成为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。1994年播出的《我爱我家》,则将来自美国的情景喜剧变成了中国人的“下饭剧”。

美国情景喜剧一般使用预先录好的笑声,即“罐头笑声”。英达拍《我爱我家》,有一个创举就是请观众到现场观看,呈现真实的笑声。郑猛还原了当时拍摄的情景:早期找观众非常困难。有时开拍前一看观众席位太空,林丛等剧组人员就只得在附近临时找人,逢人便问:“您有时间吗?请您看个戏去。”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什么叫情景喜剧,一时说不清楚,林丛就说,是宋丹丹演的喜剧。

观众还有分爱笑和不爱笑的。《我爱我家》头40集在北京工运学院(现在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)拍,现场观众也多半是工运学院的学生,英达发现,理工科学生不太爱笑;后来转到北京广播学院(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)拍,观众气氛就好了很多。另外,和女性观众相比,男性观众不大愿意笑出声来。开拍前,英达如果看到女观众居多,心里就特别踏实;如果男的多,他就觉得“坏了”。

英达坚持用现场笑声,目的是营造戏剧的陌生化效果,或曰间离效果。“情景喜剧从始至终都是让观众明白这是在演戏,因为里边表演上的分寸、剧情上的合理性,包括现场的笑声,都在提醒你这是假的,玩儿呢。”英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表示。

如果演员经验不足,或者包袱本身质量不够,行话叫“软”,是不能见观众的。而在现场“咔嚓”一下把观众逗笑,用编剧梁左当时的话说,叫“大雷子”。葛优参演的《不速之客》那两集(就是出现“葛优瘫”名场面那两集),葛优穿着破烂衣服一露面,台下观众反应热烈,台上其他演员也忍不住笑场,只有葛优一个人绷着。

英达堂弟、《我爱我家》剧组成员英宁曾有一个说法:只要《我爱我家》有一天还在电视上播,就是情景喜剧这个行业的悲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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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需求就有生意

喜剧成为一门生意,要从2003年说起。

这一年,“北京相声大会”正式更名为“德云社”,包括郭德纲在内,一共有十几名成员。初创期的德云社,演员不固定,工资也不固定,演多少场就拿多少场的钱。至于贾玲,她那一年还叫贾裕玲,因为参加北京电视台承办的相声小品邀请赛,她跟郭德纲有了第一次交集——科班出身(中央戏剧学院相声班)的她,拿了一等奖;而第一次在电视上说相声的郭德纲和于谦拿了三等奖。

之后,两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:德云社真正做到了“让相声回归剧场”,贾玲则改行当了小品演员,活跃在电视上。后来,在郭德纲主持的《今夜有戏》上,贾玲曾“控诉”郭德纲抢了她的饭碗:“在北京或者全国各地拿不出大台面的那些地儿,都特别认你,演得特别火。人家一说,我们想找一对相声演员,那肯定是郭德纲呀,所以挤对得我们就只能上台面去了。”

贾玲说的“上台面”,指的是上电视、上晚会。她正是喜剧综艺于2013年前后兴起并形成爆发式增长的见证者之一:2012年,东方卫视推出《今晚80后脱口秀》;2014年,东方卫视用做《中国达人秀》的成功经验,推出《笑傲江湖》这档素人喜剧选秀类综艺。随即,更多卫视和制作机构加入。2014年,一共出现了近20档喜剧综艺节目,业界将之称为“喜剧节目元年”。以往在春晚、大型晚会上才能看到的相声、小品等喜剧节目,成了高频次的周播节目,贾玲这样的喜剧演员也在忙着上节目。

同样在2014年,《奇葩说》推出第一季,它是初代网综的代表;3年后,《吐槽大会》第一季、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一季相继上线。《吐槽大会》的主创说,希望通过节目抓住那批年轻、具有挖掘潜力的受众,因为吐槽是年轻人已经很熟悉的东西。

其实,《吐槽大会》《脱口秀大会》不应该被称为脱口秀节目,因为脱口秀(talk show)指由主持人带着嘉宾对谈的电视节目,比如之前的《锵锵三人行》;这种单人solo的表演形式,应该叫“单口喜剧”(stand-up comedy),也就是黄子华那种“栋笃笑”。

既然人们对被逗笑有需求,这就能成为一门生意。这是一个信息流密集的世界,只要善于发现,处处皆有笑点。比如,史里芬的“B级旅游”vlog,“每两秒钟出现一个笑点”;再比如,各种bot账号,不乏沙雕欢乐向、萌宠向等垂直领域,各取所需就好。

西班牙心理学家贝戈尼娅·卡贝罗有此说:“我们洞穴时代的先人们在从巨大的危险中逃脱时,一定会面带笑容。幽默感能够帮助我们幸存。”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幽默感和小小的快乐,祝大家开心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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